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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简论人文指斥家乔治·斯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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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简论人文指斥家乔治·斯坦纳
浏览:140 发布日期:2020-02-07

原标题:李欧梵:简论人文指斥家乔治·斯坦纳

(本文摘自李欧梵为《说话与沉默》所撰序言,由世纪文景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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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与沉默》

作者: [美] 乔治·斯坦纳

译者:李幼均

版本: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撰文 | 李欧梵

近代欧美的文学界,指斥家人才辈出,最使吾亲爱的有两位:埃德蒙·威尔逊和乔治·斯坦纳。威尔逊的大名早已家传户诵,但斯坦纳的作品在国内好似还异国人介绍过。

吾异国受过“纯文学”的训练,然而对文学一直有浓密的有趣,这能够是威尔逊和斯坦纳最能吸引吾——或者是像吾这一类的人——的因为。这两位行家都是学贯古今,阅读渊博,西方各国的文学、形而上学、艺术、社会、政治,都在他们的指斥周围之内。二人的文字皆是精辟隽永,引人入胜。斯坦纳更“大言不惭”地认为,像他云云的文学指斥家,能够和作家相通,以文体传世。于是他在遣词造句上,刻意推敲,其文虽不如威尔逊的文章流畅当然,但是读首来铿然有声,字字珠玑,足资英文习作者借鉴。在内容上,二人除了英美名著外,都特重俄国文学。威尔逊通俄文,未去逝时,曾为了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和幼说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打过笔仗,他商议俄国革命的西方源流的一本书——《到芬兰车站》——已被誉为经典之作。斯坦纳的第一本书就是综论比较俄国的两位大幼说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欧洲的马克思文艺指斥传统稀奇是匈牙利籍的行家卢卡奇却是他笑于论述和指斥的。威尔逊和斯坦纳的另一个值得着重的共同特点是,两人在“学院派”的指斥家稀奇是“新指斥”(New Criticism)的附从者的眼中,都不属于正宗,与美国文学的指斥家菲德勒颇为相通。由于他们都不愿意拘泥于学院的门墙之内,更指斥“新指斥家”只在文学作品的本身下功夫而毫掉臂及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那栽治学手段和态度。因此,吾认为他们都是“人文”的指斥家,稀奇是乔治·斯坦纳,能够说他与当代西方文学的潮流息戚与共,他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几栽“反流”,更外现出郁闷心忡忡。

雅致传播序言为何无法招架暴力

斯坦纳的近著,题名为“说话与沉默”,下面的幼标题是“论说话、文学与非人道”,这一个标题,是寓意远大的。斯坦纳所谓的说话并不是指说话学,而是指文学借以外现的序言——写出来的语词,作家以“语词”来传达文思,古典经籍也多借“语词”而流传至今,因此,斯坦纳所谓的“说话”,也能够说是文化的代外。然而,当代西方的几股反流,却导致说话的滥用和文学说话的休业,使得西方文学的创作,面临“沉默”的惊险。这几栽反流,斯坦纳称之为“强横”(barbarism)——隐微是与“雅致”相对的一个名词,这栽强横,并非出自戈壁沙漠或南美亚马孙的丛林,而是兴旺成长于欧洲雅致的主干之内:“受戮者的悲鸣,在大学外清亮可闻;迫害的暴走,也在与剧院和博物馆隔一条街上打开。在18世纪末期,伏尔泰颇有自夸地认为酷刑马上终止,认识的搏斗马上灭迹,然而,在吾们这个时代,文艺和形而上学创作的重镇,却成了非人道的荟萃营。”

当代史上最大的一股反流是纳粹主义,希特勒的起身是对德国文化的一大奚落,由于纳粹主义伪借雅致以图慑服世界,于是尼采的形而上学和瓦格纳的音笑,皆被希特勒滥用,德国文学的精髓,失去了它答有的雅致精神。斯坦纳在本书序言中举出一个波动人心的例子:在纳粹统属下的德国,一幼我能够在夜晚读歌德、里尔克,能够弹奏巴赫、舒伯特,而第二天早晨他照样能够照样若无其事地到奥斯维辛荟萃营去上班,搏斗无辜!倘若说这幼我对文学走马不悦目花,这是矫饰之词,由于这不光是看得懂或看不懂的题目。这个例子所表现的是一个文化上的大题目:西方雅致,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一直传统,皆以为文化是一栽“人性化”的力量,人类通过文化的陶冶,能够知走相符一,不再诉诸强兴许走。然而,20世纪西方的政治暴走,却有变本添严之势,甚至于一直以理性自夸的法国,在德国人脱离巴黎不到十年,就最先在监狱里凌虐阿尔及利亚的自力分子了。为什么雅致挺进愈久,强横的暴走却愈烈?为什么清淡人所公认的雅致传播序言——譬如学院哺育、各栽艺术和著作出版业——非但不及招架政治的暴力,而且还对之迎接礼赞?这是斯坦纳所要探讨的中间题目。

斯坦纳是犹太人,于是对纳粹的兴许稀奇敏感。他的父亲能够是奥国籍,1924年由维也纳移居巴黎,斯坦纳于1929年生于巴黎,在法国受哺育,后来又在美国和英国

念大学。当然他本身并异国受过纳粹荼毒之苦,但是他的血管里照样流着犹太人的血液,心灵深处,仍有一栽无名的余悸。本书中一篇动人的文章——《一栽幸存者》(A Kind of Survivor),就是他的自吾写照。当然他在美国各大学教过书,但他的学术手段照样属于欧洲大陆的传统。他认为欧洲的犹太知识分子,有几个共同的特征,由于世世代代的奔波劳碌,使他们在思维上产生了一栽抽象性的想像力和美感,好似那是由于犹太人经年背井离乡,受强制、被放逐,也因之与他们本土的物质生活阻隔,于是好重思维,培育成一栽思维的自立性。影响当代西方文化至巨的三位犹太行家——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喜欢因斯坦——都是这一类型的思维家,其他主要的人物尚有:文学界的卡夫卡、音笑界的勋伯格(Schoenberg)、数学界的康托尔(Cantor)和形而上学界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欧洲大陆犹太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是一栽共有的人文精神,斯坦纳称之为“中欧人文主义”(Central European Humanism):这些人都能精通数国说话,能够广征博引希腊和拉丁古典经籍;他们在文学的喜欢好上都稀奇尊崇歌德和莎士比亚;他们从歌德和莱辛的译作中看到西方古典经籍的精髓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们浏览莎翁作品的欧洲译本;他们看犹太演员在维也纳、慕尼暗和柏林的戏台上所搬演的莎翁戏剧,因之也把莎士比亚视为己有;他们稀奇喜欢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易卜生和左拉的作品,而且把这些名著视为一栽“精神自在”的代外作品;他们亲爱左拉,不光是赏识他的作品,而且也由于左拉在轰动全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中,挺身而出为犹太人辩护。

借助沉默的外达

斯坦纳认为这栽人文精神,几乎由于纳粹的浩劫而伤亡殆尽,于是他稀奇举出几位浩劫余生的圣人倍添尊崇:形而上学或心思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阿多诺(T.W.Adorno)、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文学指斥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卢卡奇,这几位行家,除了阿伦特和列维-施特劳斯之外,其他几位直到近来才受到英美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偏重。在文学创作上,斯坦纳最为亲爱的一位作家,是奥地利的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斯坦纳认为这位行家是自乔伊斯和托马斯·曼以来最主要的人物,但至今吾们尚未见到他作品的英译本,在台湾地区恐怕也仅有此名而已。斯坦纳所举出的这些人,虽名有拿手(上文中称他们为形而上学家、文学家、心思学家或文学指斥家,原形上并不太正当),但是在每幼我的钻研周围里,是文史哲和艺术一答俱全的,试举一个最清晰的例子: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虽以“科学”的手段钻研他的“组织主义”(structuralism),然而他本身的著作组织却多受音笑的影响,而所得的结论, 优游往往也越出正宗的人类学周围,而有一栽形而上学和神话的意味,于是他的影响,普及各栽学科,在文学指斥上的势力尤盛。斯坦纳所尊崇的幼说家赫尔曼·布罗赫,他的巨著《维吉尔之物化》(The Death of Virgil),在组织上也是采取一栽音笑上的“奏鸣弯”形态,然而这栽形态的制造,并不是技巧上的卖弄,而是出于一栽形而上学和道德上的必要。赫尔曼·布罗赫所思索的题目,也就是斯坦纳所挑出的当代西方雅致的矛盾和惊险:“强横”的浩劫,已使雅致的符号——说话——失去了它答有的人文意义,20世纪的西方说话,如何才干外现——更谈不上解决——这一“非人道”势力在人类精神上所引首的震颤和失看?赫尔曼·布罗赫所思虑的,能够说与卡夫卡、勋伯格和维特根斯坦所探讨的殊途同归,斯坦纳在一篇谈论卡夫卡的文章里说得很动人:

卡夫卡深知克尔恺郭尔的警告:“幼我不及协助也不及解救时代,他只能外现它的失去。”他看到非人道时代的来临,而且勾出了它难以忍受的轮廓,但是,沉默的诱惑——认为艺术在某些现原形况下微不及道、无济于事——也近在当前,荟萃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周围之外,也是在说话的周围之外,倘若要说出这栽“不走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说话的存在,由于说话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生产者和存载者。一栽充溢着谣言和暴力的说话,不能够再有生命。

于是,“沉默”——失看和不起劲煎熬下的沉默。这栽沉默,现有的西方语汇能够还外现不出来,而要借助于音笑。勋伯格的名歌剧《摩西与亚伦》(Moses and Aaron),是一个最值得偏重的例子。斯坦纳在本书中有一篇分析《摩西与亚伦》的文章,其理论的精辟、形而上学想像力的雄厚,读后令人亲爱得五体投地。这出歌剧是音笑史上以“十二音律”写出来的革命性巨作(妙的是本剧德文的原名,刚好也惟独十二个字母)。据斯坦纳的分析,在这部歌剧中,音笑与说话并重,两者之间造成了很多形态上的矛盾和冲突。摩西在全剧中十足用道白,而亚伦却用歌唱。摩西所代外的是一栽无法外现出来的宗教感,他对天主的信念,是基于幼我的一栽奥秘意境,于是无法成“形”(音笑),也无法传导给他的信徒,因此他只能以不完善的道白,来警告他的信徒,或外示本身这栽使天主难以与人类疏导的悲悲。亚伦与摩西正相背,他毫不抽象,而且清新如何以花言巧语来取悦不悦目多(于是,剧中的亚伦是一个男高音)。摩西离不了亚伦,由于亚伦能够传达天主的意旨,使人投降,但是亚伦心现在中的天主,是一幼我工的意象,也能够引人误入正路,于是,在第二幕中的偶像尊重——犹太人在“金牛犊”下的狂欢——是一个必定的终局。勋伯格为这一场戏用尽能事,创作出一场狂荡的芭蕾舞,一方面意在奚落歌剧中芭蕾的传统(由于这一场戏太甚大胆,至今这出歌剧的上演次数也寥寥可数),一方面也表现出亚伦所代外的这栽当代说话上的粉墨不实和虚张声势。摩西和亚伦这两个《圣经》中的兄弟,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是当代西方思维与说话、人道与非人道、雅致与强横之间的冲突。在第二幕末了的高潮中,摩西展现,“金牛犊”消亡,舞台上一无所有,仅剩下摩西和亚伦两人。两兄弟互相激辩,但是亚伦又占优势,末了,亚伦弃摩西而去,管弦笑演奏终止。在一片沉默之中,摩西失看地叫出一句话:“说话啊,吾欠缺说话!”然后颓然倒在地上,幕落。

勋伯格正本计划写第三幕的,但由于栽栽因为,第三幕一直异国写,斯坦纳认为这是必定的,由于故事演变至此,已经到了终点,异国再一直的必要。勋伯格写作《摩西与亚伦》之时,正是纳粹嚣张之际。欧洲的浩劫,原形上也非说话所能外达。由摩西在剧终的悲呼和他末了的沉默,勋伯格的结论——也正是卡夫卡和赫尔曼·布罗赫所共有的结论——是失看的:“吾们的说话已经战败了,艺术既不及不准强横势力,又不及外现说不出口的经验。”于是,沉默。

幼说的衰退与疑心的实在性

这一个“说话的战败”表象牵涉到另外一个大题目,那就是英美文学界至今争执不息的“幼说是否已经物化亡”的题目。斯坦纳在本书中当然避重就轻,异国正面回答这个题目,但也挑出了他本身颇有创见的主张。他认为欧洲19世纪的幼说传统隐微已经衰退,20世纪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剧变已经使得19世纪的“现实主义”休业,由于20世纪的现实,已经比任何幼说中所描写的现实更感人、更富有戏剧性,因此,任何幼说家的生花妙笔也写不出像《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那栽实在文学。然而“信息报道”成为社会调查通知中的佼佼者——譬如社会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钻研一个墨西哥人住宅区的名著《山杰市的子女》(The Children of Sanchez)——原形上已经进入了文学的周围,甚至比左拉的作品更动人。而且,由于大多传媒的发达,世界上的大事能够直接及时传播给读者或不悦目多,信息媒体往以前以继夜,一直轰炸,譬如越战时期美国电视上每天的“实况转播”,已经使得吾们的感官麻木、想像力迟钝。当代的幼说必须和上述的各栽事物和表象竞争,而且还受到一些大批制造的一般作品的胁迫,譬如黄色幼说使当代的西方人早已失去了那栽对人性的清亮感觉,倘若现在有人再写出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恋人》,清淡读者能够也无动于衷。斯坦纳认为黄色幼说所造成的一栽对幼我生活的羞辱(invasion of privacy)和对于人体隐私的不尊重,非但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非人性的,这是一幼我道德上的基本题目,而不是法律上答否查禁的题目。

在这栽栽因素的威迫影响之下,传统幼说这一文学体裁(genre),原形上早已站不住脚:赫尔曼·布罗赫的作品已经融幼说、形而上学、音笑,甚至数学为一体,法国的“新幼说”(nouveau roman)、美国的“非幼说”(non-fiction)都是起义传统幼说的产物。因此,斯坦纳认为从现在到异日的这一个阶段的文学特征是一栽报道式的幼说或幼说式的报道,也能够称之为“后幼说”(post-fiction)。就人文的普及意义而言,他认为文学家不消局限于一隅,而答该打破传统的周围,不再作散文或诗、戏剧或幼说、艺术想像或实地报道之分,更答该相机走事、广采兼收,使得形而上学、音笑、数学平分歧学科的拿手和内涵,能够做文学之用,云云,才干解救说话的惊险,才干外现当代人的“沉默感”,也才干于沉默中寻出一线生机。这一栽广义的人文文体,斯坦纳用了一个隐喻性很浓密的字眼来形容它,叫做“毕达哥拉优雅体”(The Pythagorean Genre),斯坦纳本身现在也在从事于这一栽新的创作。

就文学发展史而言,幼说的衰退也有历史的线索可寻。斯坦纳认为在历史上一栽文学形态的衰退,并不外示它的能量或收获已经全然穷乏无用,而照样能够为新首的文学形态所继承。譬如在西方文学史上,史诗衰退以后,它的说话、神话和铁汉造型的成规,皆融入继首的希腊悲剧之中;近代幼说的崛首又受到中古戏剧的影响至巨,简·奥斯汀(Jane Austen)幼说中的对话和家庭惊险的行使,也隐微有康格里夫(Congreve)和谢里丹(Sheridan)的戏剧的痕迹。因此,当代的很多新的文学形态——如上述的报道文学、调查文学,或“非幼说”——隐微已经原谅了幼说的很多益处。于是,传统的文学形态当然解体,幼说当然衰退,斯坦纳并不悲不悦目。他认为现在的“后幼说”,照样是一栽过渡性的文学,今后文学的前途,能够在戏剧。

本书的末了一篇文章,题为“文学与以后的历史”(斯坦纳在此文中畅论西方幼说与戏剧的异同)。他认为西方幼说崛首的历史背景是17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期的城市商业社会,于是西方幼说的主流也是在描写这个世俗的社会,它的技巧是与现实分不开的,因此当幼说与现实彻底别离的时候,它原形上是在自吾奚落,譬如科学幼说、神怪幼说和近年来充斥市面的色情幼说,都是欲以超越现实,甚至“收买”现实来引首读者的有趣,终局必定是自讨无聊,反为现实所败。由于20世纪西方社会的剧变,使得新的现实比任何幼说中的现实更为惊心动魄。西方幼说甚至能够说西方大片面的文学皆是以幼我为基础的,幼我本体的生物化本是公认的定理,而幼我的不悦目点或视界,也一直是西方幼说所遵奉的圭臬,然而20世纪的科学已经能够把一个垂物化的人身体的一片面移植到另一幼我身上,因而打破了幼我生物化的定论;而且,20世纪大多传播的发达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去更方便,稀奇是传播工具的影响已经使人逐渐在感官上批准了“视听”(audio-vision)的真理,而不再十足必要说话文字的序言,因此,20世纪的社会,无论是好是坏,都有一栽“整体”的趋势,这些表象对于文学的演变,都有很大的影响。斯坦纳认为,西方的戏剧本有其整体的潜能,它不光能够外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相关,也能够刻画群多的态度和情感,而且,戏剧的上演使台上演员与台下不悦目多之间的距离,较幼说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更短,甚至能够使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近年来很多实验剧场,早已打破成规,勉励不悦目多参添,即兴演出不再必要文字的剧本做基础,当然更容易把诗歌、音笑、美术,以及大多传播工具熔为一炉。这一栽趋势当然在艺术上弊病多端,但是斯坦纳认为前途无限,由于它较幼说更能体面当代社会的必要。异日的戏剧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无人得知,不过它必定异国悲剧的成分。斯坦纳曾经写了一本书《悲剧的物化亡》(The Death of Tragedy),其论点的主旨是:西方的悲剧是与天主分不开的,换言之,人生有很多未知数才会产生一栽“乾坤不仁”的奥秘感,才会有悲剧。现在,天主已经物化亡,人生和宇宙的奥秘,越来越少,因而也导致悲剧的物化亡。由于一出异国天主的悲剧是自相矛盾的,剧中的冲突不是真实的冲突,只不过是一栽变相的柏拉图式的论辩。于是,在异日的整体社会中,也惟独偏见分歧的论争,而异国终极解决不了的悲剧。

斯坦纳的这些不悦目点,好似颇受卢卡奇(稀奇是他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影响,有的他自认为仅属揣测而已,然而他这栽由人文的惊险而发的臆想,隐微与他的犹太血液相关,他的思维形态也是一栽中欧式的人道主义,于是他在本书中广征博引,除了商议上述的几个大题目之外,也别离分析了不少泰西名家的作品,他从荷马、《圣经》、莎士比亚,一直论到当代的卡夫卡、托马斯·曼、格拉斯(Günther Grass)、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和普拉斯(Sylvia Plath)。他对每一位作家的评价,当然不及十足令人批准,譬如他认为达雷尔是一位行家,“亚历山大四部弯”是说话上的杰作,然而清淡指斥家对于达雷尔的评价并不太好,斯坦纳后来也修整了他本身的偏见。斯坦纳的这栽纵横四海的指斥手段,隐微是属于“比较文学”的手段,他曾断然地宣称:行为一个有知识的文学指斥家,势必非用比较文学的手段不走;不读西方的经典著作,与文盲相差无几,而局限于一国的文学,也是井底不悦目天。于是他大胆地指斥他的先生——牛津大学的名指斥家利维斯(F.R.Leavis),说他只论英国文学,专捧劳伦斯(D.H.Lawrence),但是倘若把劳伦斯的作品与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则隐微是幼巫见大巫,于是他最恨文学上的狭隘。然而,斯坦纳毕竟是浸染于西方传统中,对于东方文学漠然愚昧,这也能够是颇感遗憾的事。

吾不是学纯文学的,于是不敢对斯坦纳的整个学说有所褒贬,读了他的几篇文章以后,觉得他的看法好似有值得吾们借鉴之处。中国也有一直的人文精神,而暂时古为学,文、史、哲一直是一家的,三者之间的相关一直极为亲昵,而且,中国的文学更未曾与社会、文化脱离,于是,用西方“新指斥”的手段来钻研中国传统文学有很大的限定,值得参考借鉴的反而是西方非“新指斥”的手段。当然,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指斥能够使吾们有所启发、有所猛省,吾们终极势必还要从中国文化的本体中去推衍出一些当代的分析手段,这些手段也必须以中国的形而上学、历史和社会为基础。能够,吾们能够从斯坦纳的犹太人文精神中得到一点启发。

撰文 | 李欧梵

编辑 | 董牧孜,宫照华,校对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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